( )饶子健
1937年3月14日黄昏时分，西路军总部在石窝山头召开了师以上干部会议，研究下一步行动方案。当时，我担任八十八师参谋长，因我忙于把几个团的剩余人员整编到二六八团，因此没有出席会议。色黑透后，师领导开会回来，向我传达了总部会议的精神，会议决定：为了缩目标，徐向前总指挥、陈昌浩政委离开部队回陕北去；我们三十军剩余的人员编为左支队，由李先念政委、程世才代军长带领到左翼大山里打游击；一些重伤员就地留下，派一部分同志护理照料。从此，我们踏上了西路军最后的一段征程。
夜里，寒星闪烁，北风刺骨。干部们为了这次行动，一直忙碌了半夜。因为这时已经班不成班、排不成排了。安排伤员，掩埋烈士的遗体，砸坏带不走的武器，烧毁无用的文件材料，大家心情很不平静。我根据领导的吩咐，从部队中抽出十几枝盒子枪，又从供给处取了一些经费给总部送去。从总部返回后，我带领几个战士，扛了副担架去抬师长熊厚发同志。熊师长是从倪家营子突围后，在南柳沟战斗中左臂负伤的，他左手的血管被打断了。由于缺乏药品，现在伤口化脓，动弹不得。经我再三劝，他才勉强地坐上了担架。我迈着沉重的步子跟在担架后面，在石窝山腰上走着。就这样，我们这支疲惫不堪的队伍顶着茫茫黑夜，走进了祁连山的深处。
离开石窝的第三中午，我听熊厚发同志要“坚壁”留下来，就急忙跑过去看他。他一见我就：“我已向军首长要求留下打游击了。”“你这样的身体怎么能打游击呢？”我着急地：“还是跟部队走吧。”“我不能给部队增加累赘……我一个人死了没有什么，不能因为我把部队给拖下来，部队要赶快走啊！……”他着就哽咽了。
最后，我安慰他：“打游击困难大，还是找个有人烟的地方，做好群众工作，隐蔽几，养好伤再设法回部队。”“我已经向军首长要了证明信，以后若能回到陕北，还是共产党员，还要为党的事业奋斗！”
两个月前我调到八十八师时，他给我详细地介绍了各个团的干部情况和战斗作风特点，见我没有警卫员，就叫我从警卫连或通信班找一个。我：“现在部队战斗人员少，我有勤务员帮助做些事就行了。”他怎么也不同意，再三对我：“斗争环境这么恶劣，还是选个警卫员跟着你吧，这也是革命的需要啊！”
眼下我们要分别了，真是百感交集，难过万分！我将自己身上仅有的四五斤炒面给了他，又给他留下两块银元，并嘱咐留下照顾他的警卫班战士和担架员，无论发生什么意外的情况，都要照护好师长，要保证他的安全。然后忍泪而别。
我万万没有料到，这次分手，竟成永诀。我们分手不久，敌人在一次搜山时，发现了他们。
警卫班战士为了保护师长，与敌人展开了激烈的战斗，直至全部壮烈牺牲。熊厚发同志由于伤势过重，无法脱身，也被敌人捕去。被捕后，他坚贞不屈，敌人对他无计可施，只得把他解押到青海。年仅24岁的熊厚发同志，在生命的最后一刻还高唱《国际歌》，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表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坚贞不屈的英勇气概和崇高气节熊厚发同志是在祁连山中与敌作战时牺牲的。请参阅本书第395页脚注。。
为了摆脱尾追的敌人，我们忍受饥饿和疲劳，连续几急行军，在风雪严寒中减员很大，死亡，随时都可能在每一个人的身上降临。我们能不能走出祁连山？走出祁连山又到哪里去？大家苦想着，担心着。
一，军政委李先念同志以征询的口吻对我：“饶子健同志，给你一个连到山里打游击怎么样？”“不行呀，政委！这地方人烟稀少，敌人是四条腿（骑兵），而我们是两条腿，怎么好活动呀？要死咱们就死在一块，你就是给我一杆长枪当战士也行，我决不离开部队！”我激动地。
李政委见此，对我：“那你就去一支队（二六八团改编）当参谋长，帮助杨秀坤同志把部队带好。”完，他就随手写了个条子作介绍。我二话没，接过条子就去一支队报到。
当时，一支队的队长是杨秀坤同志，政委是曾日三同志据史料记载：左支队一支队政委是刘庆南，不是曾日三。曾日三曾任另一支队的政委，3月下旬牺牲在红湾寺西南的白泉门。参见《悲壮的征程》上册第449页，下册第313页。。曾政委是一个老共产党员，长征途中曾经担任红五军团的代理政委。他作风深入，平易近人，工作很有魄力，和董振堂军长合作得很好，在部队中有很高的威信。
3月江南，该是春暖花开的时候了。但是，祁连山里还是冰雪地。许多同志没有棉衣，就把被子、毯子披在身上御寒。有的同志赤脚穿草鞋，脚上冻裂了一道道血口子。行军时呼出的气，立刻在胡子、眉毛上结成冰霜，下巴上也结了冰胡子，只好用手轻轻地抹一下，稍不留神，连胡子也会拔下来。晚上部队只能找个避风的地方宿营，大家把积雪扫干净，把身子紧紧地挤在一起，互相取暖。一觉醒来，身上常常压一层厚厚的白雪。醒得早的同志，爬起来抖去身上的积雪，然后把其他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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