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饶子健
红五军经过一一夜强行军，于12月30日占领了临泽。第二晚上，董军长又奉西路军总部命令，率三十九团、四十五团及两个骑兵连和军直属队一部分，经一夜急行军，赶到西面的高台，与那里的守敌展开了激战……留驻临泽的三十七团、四十三团，是由五军政委黄超负责的。黄超原是张国焘的秘书长，是张为了控制红五军，将他作为亲信安插进来的。这人祖籍贵州，长得又瘦又黄，对张国焘五体投地，顶礼膜拜，开口闭口离不开“张主席”。他目中无人，对下级如视草芥，一切全不放在眼里，其实他对于政治工作、军事指挥一窍不通。他对董振堂军长是极尽刁难，耍尽了手腕；军心判若水火，我们看得清楚，如果不是董军长度量如海，虚怀若谷，始终从团结的愿望出发，部队思想会更加混乱。这次董军长率部出发攻占高台，作为政委本当与军长同舟共济，共谋战计，但他却连一部电台都不让董军长带去。
高台战斗打响后，由于失去联络，我们在临泽只听到高台方向隐隐约约传来枪声，不知道具体战况如何，又怎能不心急如焚！而黄超在临泽却洋洋自得，隔岸观火，稳坐钓鱼船，既不派兵前去侦察联络，也不派兵前去支援，这真是我军战争史上罕见的“奇观”！
直到高台战斗已进行了九，黄超才找我去，他用半死不活的语气：“饶团长，怎么样！
带一个营去支援一下高台。”我觉得时间已拖延至今，高台一定十分吃紧，而我只去一营兵力增援，实属杯水车薪，无济于事。他见我有些犹豫，操着旧知识分子的腔调：“亡羊补牢，犹为未晚嘛！”我想仗义执言，要求增加增援部队，但想到黄超一向主观武断，粗暴蛮横，提也不顶用，只好忍气吞声，回到团里，挑选二营执行这一任务。
约摸四更的时候，我带领二营从临泽出发，向高台方向挺进。高台在临泽西北方向，相隔约五六十里，我们沿公路向西走了大约二三里的样子，高台方向连稀疏的枪声也听不到了。
这种沉闷的寂静，像一种无形的压力，压迫着我们每个同志的心。根据先例，这预示着不祥的征兆。
我边走边想，在情况没弄清之前，不能盲目开进，万一高台已被敌人占领，我们这支不足300人的部队到了那里，无疑是拿着鸡蛋碰石头。于是我跟二营张营长商量了一下，决定将部队先带到附近一个土围子里，待侦察清楚敌情后，再决定下一步行动。
部队刚接近那座土围子，从西面过来一个背褡裢、骑毛驴的中年庄稼汉，他见了我们，忙停下毛驴，用诧异的目光直愣愣地端详着队伍。我走上前去问道：“老乡，高台那里还打不打仗了？”他愣了一会，很快从我们的服装上认出是红军队伍，忙摇着头：“哎呀，你们千万别往前走了，高台已经被马回子的军队占领了，你们的人死得好惨哪！”
这一可恶的消息对我们前来增援的部队来，如五雷轰顶！军长他们怎么样了？3000多名红军干部战士难道都牺牲了不成？他们会不会突围转移了？这一个个急欲求知的问题，一股脑儿在我心中翻腾起来。我根据这些疑问，又问了几句，详细情况他也谈不出来，：“反正没看到跑出一个红军，还有你们一个大军官的头被割下来了。”
无需多言，情况已是万分的糟糕。我和张营长一合计，决定还是把部队先带进土围子，再派出分队到前方侦察，如果情况属实，我们必须将部队带回临泽，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我们住进土围子还不到三个时，侦察员就很快回来报告了情况，高台确实在昨被敌人占领，我三千将士几乎全部阵亡！这边情报刚刚得到，那边担任警戒的部队就急速报告：敌人已发现了我们，开始向我包围！不一会儿，整个土围子四周的村寨，被敌人全部占领，并作了严密的布防。但是，由于敌人还没搞清我们究竟有多少部队在这里，不敢轻举妄动、贸然进犯，只是让股敌人与我接火，试探实力。我们此刻只有针锋相对，狠狠击退敌人了。
这时，在我西北方向一个距我较近的土围子里传来了敌人的喊话声，要我们“赶快缴枪投降”。我们也立即让几个嗓门洪亮的战士向敌人喊话：“白军士兵们，你们都是穷苦人出身，你们的父母在家给地主当牛马，你们却在这里给地主阶级卖命，你们流血，当官的发财，你们想一想，打仗到底为谁？”就这样，我们和敌人对峙了一。据观察，敌人的兵力还在不断地聚集和增加。
傍晚，我和几个营干部研究了一下，认为敌人很可能在明拂晓向我发起总攻，我们必须在今晚上突围出去！感谢老帮了大忙，入夜狂风顿起，飞沙漫，正是我军突围的好时机。我们立即安排了三个战士继续向敌人喊话，以迷惑敌人，其余全部突围，突围路线选择在白侦察好的东北方向。“白军士兵们，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我们留下的三个战士开始喊话了，愚蠢的敌人随即也跟着喊话：“共军弟兄们，快投降吧！”
我简单向同志们交代了注意事项，切忌两条：不能有一丝光亮和一点声响，万一有情况，听指挥！一块随行的两匹战马也早已喂饱、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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