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经济紧急处分令》和《金圆券发行办法》等法令,正式宣布实行币制改革。蒋总统与行政院长翁文灏联合招待所谓民意代表及南京，上海的金融界人士,要求经济界人士支持政府的经济改革措施；同时宣布在行政院下设经济管制委员会,负责实施经济管制和推行币制改革。紧接着南京政府宣布俞鸿钧(当时任中央银行总裁)和总统大公子为上海经济管制正、副督导员并即时赴任。上海是当时全国的经济、金融中心,蒋总统派大公子担负此重任,这一不同寻常的任命表明:蒋总统在“经济改革”上下了很大的赌注,抱有“只准成功,不准失败”的决心。
然而,当时的舆论对用行政手段管制经济,强制推行币制改革的前景却忧虑重重,并不乐观。《中央日报》在社论中表示:“我们切盼政府以坚毅的努力,制止少数人以借国库发行,以为囤积来博取暴利的手段,向金圆券头上去打算。要知道改革币制譬如割去发炎的盲肠,割得好则身体从此康强,割得不好则同归于尽。”
这个割盲肠的任务,实际上落到了大公子的身上,俞鸿钧名义上是正职,但只是挂个名而已。大公子有蒋总统给他的尚方宝剑,声势煊赫,来头不小,但他深知在当前的情况下推行经济改革困难重重,而此次币制改革的成败又关系着国民政府的命运和他个人的前途,势成骑虎,只有干到底。他在8月26日的日记中写道:“…目前工作是相当吃力的。但已经骑在虎背上了,则不可不干到底了。”蒋大公子不是个轻易退让的人,他对自己的那一套颇为自信,相信充分运用所谓的“革命手段”,就可以达到目的。他宣称:“此次经济管制,是一次社会改革运动,具有革命意义,不仅是经济的。”“如果用革命手段来贯彻这一政策的话,那么,我相信一定能达到成功。”
8月20日，大公子以上海经济管制区副经济管制督导员的身份抵达上海。他调来‘勘乱建国大队’，组织‘上海青年服务总队’，作为实行紧急措施的骨干队伍，提出‘只打老虎，不拍苍蝇’、‘打祸国的败类’、‘救最苦的同胞’等口号。上海各地旋即出现公告，凡检举违反经济管制者，经查属实，可以得到没收的黄金、银子、外币或囤积物资价值之三成，作为奖金。老百姓也可以把密报消息，投进设在街头的建议箱；各方报告开始涌进大公子设在中央银行内的办公室。同时，大批青年男女亦主动支援警察及王升的戡建大队检查工作。上海街头到处突检市场、仓库、工厂囤积的物品，查核申报存货与现场实际数量是否吻合。大公子和部属审阅检举函，必要时即对可疑设施突击检查。奸商立予速审速决，不予宽贷。8月23日和27日，他两次指挥上海6个军警单位，到全市库存房、水陆交通场所进行搜查。凡触犯法令者，商号吊销执照，负责人法办，货物没收。
大公子采用杀鸡儆猴的方法，把泄漏经济机密的财政部秘书陶启明判刑；把上海警备司令部科长张尼亚、大队长戚再玉等人枪决，把囤积居奇的商人王春哲判处死刑，又把包括一部分巨商大户在内的商人六十四名关进监狱。大公子本人还微服出巡，发现贪赃受贿官员严惩不贷。他这种举动尽管锋芒逼人，却经不起孔、宋势力的反击。
孔宋家族成员孔令侃在上海经营扬子公司，从事进出口贸易；孔令侃在商界的诨号是‘南京老虎’，他和杜老板关系不错。杜老板的绰号是‘大耳杜’，有时候被称为‘经济老虎’。另一只‘老虎’是杜老板的外甥万墨林，因为日本占领时期从米粮上赚得大钱，绰号‘米粮老虎’。大公子的检查小组一开始就逮捕万墨林，罪名是非法囤积稻米，迫使米价上扬，不当侵占政府米谷贷款。9月3日，大公子更放胆逮捕了杜老板的儿子杜维屏，理由是投机炒作、囤积居奇，非法在股市交易。9月7日，上海银行公会同意，市内全体商业银行把持有的外币和金块交给中央政府。
经济改革实施一个月后，物价明显稳定下来。这段期间物价指数只上升了百分之六，有三千多名套利者被捕。但是，蒋大公子认定，通货膨胀不是关键问题，gmd若要扭转颓势，唯一的方法是不再扮演既得利益团体的政党。
蒋大公子根据杜老板提供的资料，控诉扬子公司经济犯罪，逮捕孔令侃的若干职员。总统夫人闻讯立刻赶到上海，和蒋大公子及外甥孔令侃一起见面。最后，孔令侃做出和解，据说交给政府六百万美元，然后前往香港，再转赴纽约。杜老板也离开上海，前往香港。不久，杜维屏交了大笔罚款给政府，获准结束事业，前往香港和父亲会合。
十月底，蒋大公子接到父亲蒋总统的紧急命令，召他到南京开会。行政院决定解除全国对物价冻结之前令。次日，蒋大公子的办公室发表一篇《告上海人民书》。他向上海市民道歉，告诉他们：他的任务失败了！
当然，刘建业是看不到这些事情的。因为，他发现自己的处境也很不妙。
部队抵达上海以后，刚刚在吴淞军港集结完毕，新20军就接到南京国防部的命令，被调往河南驻马店，加入由整编第十一师改编而成的第十二兵团序列。而刘建业则接到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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